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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思想周报 欧洲该不该宽恕希腊?

时间:2018-01-05 11:24来源:新华社作者:新华社 点击: 次   
欧洲该不该宽恕希腊?
       希腊选举结果已经尘埃落定,激进左翼联盟党上台。希腊是否会退欧、债务是否会购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后者一旦发生,无疑会对经济持续低迷的整个欧元区造成巨大冲击。
       激进左翼政党Syriza的胜选标志着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首次登台执政,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中右政党执政的欧洲政治生态。用齐泽克的话来说:“民主制度的批评者常常抱怨,选举作为一项规则,并没有提供真正的选择,得到的那些选择大部分在中左和中右之间,几乎难以区分。而希腊选民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选择,真正站在一边,激进左翼联盟。”
       《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称,在欧洲北部国家,可能会引发政治反弹,助长极右翼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势力;在欧洲南部国家,极左翼和反资本主义政党将赢得民众信任,并会要求进行类似的债务勾销,以及大幅扩张社会支出,后者将会导致市场信心的崩溃。在希腊违约之后——即便是经过协商的违约——欧盟成员国将不再彼此信任,这将更难保持欧盟的团结。
       德国冷酷无情的立场让人想起国家之间的情感问题。
       早在去年9月,乔姆斯基就曾在杂志访谈中这么说:“八十年前,马丁·海德格尔歌颂纳粹德国是从东方和西方的野蛮人手里拯救希腊辉煌文明的最大希望。如今,德国银行家在设计用来维护自身财富和权势的经济体制下摧毁了希腊。”
       希腊是民主政体的发源地,在竞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对选民说道:“民主,将会重回希腊”。
       而民主如何重回希腊?齐泽克撰文称,只有靠脱离欧盟,希腊才能挽救欧洲的遗产:民主、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平等的团结。在他眼中,债务只是一种用来控制和规范债务人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债务会努力为自己扩大再生产。
       债权国常常指责债务国没有感到足够的内疚,他们被指控感到无辜。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压力非常适合于精神分析所说的“超我”。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悖论在于,它越要求我们遵守,我们就越感到内疚。想象一下,一个坏老师给他的学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残暴地嘲笑他们的焦虑和恐慌。借钱给债务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让对方带着利息还钱,而是无限期延续债务人的永久依赖和从属。
       因此齐泽克支持债务的购销,他认为,大家都知道希腊还不上这笔债,应该有人有勇气来一笔勾销。“这种行为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打破冷酷的布鲁塞尔新自由主义技术专家和反移民虚假激情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其他人——从金色黎明到UKIP——将做到这一点。”
       而欧洲是否承担得起宽恕希腊的代价呢?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讨论还在进行中。

经济学家是怎样慢慢占据话语权的?
       本周,《纽约时报》上贾斯汀·伍尔夫的一篇研究文章剖析了经济学家是怎样在当代社会慢慢占据话语权的。原来经济学家在媒体舆论上的权威姿势并非天经地义,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产生的,随着一系列的经济灾难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社会学等学科则越来越表现不佳。
       两百年前,经济学这个领域几乎不存在。如今,它可以被算作是社会科学中的女王。作者研究了《纽约时报》的全部存档,发现近年来,几乎每一百篇文章中就会有一篇提到“经济学家”这个名词,相比之下只有很少的文章会提到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这两个名词,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就更不值一提了。
       但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历史学家此前一直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改变了这一点,它让惊恐的公众对经济学产生了更大兴趣。自大萧条以来每一场经济灾难——70年代的滞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次探底、1991年的衰退——都让经济学家的分量与日倍增。
       克林顿时代把失业率压低到3.8%的长期繁荣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好消息,但经济学家却不在其列,他们地位急剧下降。幸运的是,上一个金融危机改变了这点。
       过去在时报的页面中,与其他社会科学颂扬者相比,颂扬神祗的牧师更有可能会被提到。但是在今天,牧师出现的频率远低于经济学家或是历史学家,差不多和心理学家一样。
       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学的不佳表现——它对于政策制定者的相关性非常小,尽管它关注了很多我们最紧迫的问题,包括家庭、犯罪、教育、老龄化、宗教、社区、不平等和贫穷。
       当然擅长提供结构性解释的社会学家们可能会指出,他们的领域和商业报道不同,总统也没有从社会学家委员会听取建议,而且华尔街也不怎么需要社会学的洞察。尽管像犯罪、家庭和信仰这样的话题对于日报来说也许是有用的材料;但大批的联邦机构负责的却都是处理像住房、教育、劳工、社会工作这样的问题;而且硅谷就十分需要研究网络的社会学家的洞察。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哈佛社会学教授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指出,哪怕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门学科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他给出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是,关于奥巴马总统倡议的、旨在应对黑人青年被折磨问题的“同胞守护者”(My Brother’s Keeper)项目,在商议时完全没有征求社会学家意见,而这里面连经济学家的意见都被参考了。

中东史并不是一部连续不断的迫害史
       本周,前英国及联合国外交官杰勒德·拉塞尔(Gerard Russell)在《金融时报》撰稿,强调中东史并不是一部连续不断的迫害史。种种黑暗事件还在上演着,但暴力并不天然地是中东的宗教主题。从极端主义角度诠释中东历史,会导致叙事的狭隘化和暴力化。
       拉塞尔一直在考察,究竟谁是中东被遗忘的传统的继承者?
       一个名叫雅兹迪(Yazidi)的教派是伊斯兰教出现以前古老传统的继承者,其教徒已在伊拉克西北部平静地生活了几千年,去年8月遭到圣战战士袭击,家园被占,妇女遭绑架后被卖作奴隶。
       但中东并非只有迫害,否则,无论是雅兹迪教徒,还是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超过1000万其他非穆斯林教徒也不会存留于这片地区。这些教派会像欧洲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的宗教一样,没几个能流传到中世纪。
       为此,拉塞尔写了一本《被遗忘王国的继承者:中东消失的宗教之旅》(Heirs to Forgotten Kingdoms: Journeys Into the Disappearing Religions of the Middle East),于去年10月出版,受到了《经济学人》等媒体的赞赏,《华尔街日报》称没有比这本书更及时的了。拉塞尔在英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做了15年的外交官,能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达里语,他笔下那些在穆斯林统治下存活了几个世纪的其他宗教团体是迷人的。
       尽管有对其他宗教不容忍的声誉,中东一直庇护着许多独特而奇怪的信仰:其中一个把希腊先知视为神的化身,另一个崇拜孔雀形式的路西法(Lucifer,通常指被逐出天堂前的魔鬼撒旦,但上文提到的雅兹迪人有不同的理解),还有一个相信他们的追随者是可以转世的,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了几千年。这些宗教都是古代文明的最后遗迹:波斯、巴比伦、法老时代的埃及。他们的追随者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外来的攻击和同化的危险。但今天,随着中东地区动荡不安,他们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挑战。
雅兹迪人的最高存在是“孔雀天使”形式的路西法,因此不公平地获得崇拜恶魔者的名声。
       拉塞尔来到这些遥远的、几乎无法通行的地方,和伊拉克的曼达教(Mandaeans)教徒、伊朗的拜火教教徒、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s)一起生活,去参加他们的仪式,了解他们的社群所受到的威胁。
       真实的中东历史是非常微妙的——
       中东土地上曾有波斯人和突厥人纵横的足迹,但阿拉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所占领土地的持有和管理能力,他们建起了一个长久的帝国,还将伊斯兰教变成一种世界性宗教。而他们能做到这一切,靠的就是借鉴他们接触到的各种文化,以及与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合作。
       阿巴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是在一位犹太人占星家的帮助下建造起来的。这座城市吸引了众多学者,他们将它变成了世界的文化和知识之都,有摩尼教等各种教派。那时,基督徒常常担任穆斯林统治者的财政大臣,穆斯林哈里发有时还会有基督徒的妻子或母亲。
       当伊斯兰教成为阿拉伯世界大多人的信仰,再加上它遭到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宗教团体之间的融合暂时减少。贪婪的统治者、排外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
       然而到了19世纪,随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开始要求独立,这些国家又再次起用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徒来担任有影响力的职位。埃及在1860年和1920年之间有三个总理都是基督徒。
       迟至20世纪50年代,巴格达大学还任命过一位曾在科学家爱因斯坦门下学习宇宙学的校长,而且他对这门学科的迷恋承继于他所信奉的曼达教(Mandaean)——一个有着1800年历史、崇拜恒星和行星的宗教。
       拉塞尔指出,掩埋这段妥协的历史符合极端主义者的利益。好在这些古老的少数派信仰的流传展示了历史的另一面,然而这也是让人惋惜它们加速从中东消失的另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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